的房间），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个啥样（虽然她总能淘买到比较便宜的最新时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儿，她都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说她“我行我素”，许多时候她却又显得特别老实听话；说她“老实听话”，却冷不丁地总能干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连连跺脚，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来。界定她，最准确的词语是，“说不准摸不透”。这是她的妈妈和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积多年的“痛苦”与“骄傲”得出的惟一结论。

    邵长水敲开房门时，曹楠显然还在为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她显然没料到他能来得这么快。她好像在屋里匆忙地撤走一些陈设，又挪动一些陈设。这是她一贯的“手段”和“伎俩”：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时期接待同一个客人，她总会刻意地要挪动和改变一下房间里的陈设。即便不为客人，只为自己，过上一段时间，她也会去挪动和改变的。丁零当啷地折腾到半夜，折腾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欢给自己创造惊喜和新鲜感。一个花瓶在同一个地方，她绝对不会让它安安生生待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这只花瓶能在她房间里整个儿“游”上好几圈。她总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最佳结合点，临界点。对于她的这个“特色”，她妈和她那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她俩在她的问题上表示出来的惟一的分歧。她妈认为，她的这种不稳定性将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却认为，也许会很痛苦，但却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谁？她？谢谢吧。”她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邵长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陈放书的。书架做得非常别致。是在一根立轴上装了许多块可以推拉移动的搁板。搁板和立轴都油成了深棕色，并显露着原木拙朴粗犷的木纹。每一块搁板上陈放的是不同类别的书，或是不同用途的书。比如，有一块搁板上放的全是动物学方面的书。另一块搁板上放的则是她一个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资料。那个好朋友怀孕了，快要生了。于是她收集了许多关于坐月子的、关于育婴的、关于早期开发幼儿智力的、关于妇婴卫生的、关于催奶和退奶的小窍门的……书籍和剪报，以备“咨询”。（这大概跟她常年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有两块板上放的却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书。刚走进房间时，他还看到她床头放着一本刚看了一半的书。没容他细看，她就抢着去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间，邵长水还是看到了书名上的两三个字，好像是专讲性学的。藏起书，她的脸色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应该大红起，只是略显得有一点尴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铺整齐了，这才回身去给邵长水沏茶。这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偷看一点性学方面的书籍，邵长水觉得还可以理解，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嘛；但她为什么对公安和司法那么感兴趣，这倒让他有一点颇费思量了。

    “为什么要我在汇报时对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长水一边继续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带着微笑、却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他微笑，是希望尽量减少“公安干警”跟人谈话时总免不了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吓着了这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这个“小丫头”充满了疑虑，而且近日来这疑虑越来越大，但还是挡不住那种直觉上的好感。

    曹楠没马上接邵长水的话茬，沏上茶来后，默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也给她自己沏了杯茶，端在手里，慢慢地抚摸着旋转着那廉价的贴花玻璃杯，低声问道：“劳叔的后事都办妥了吗？是拉回省城来火化，还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谈不上火化的问题，更谈不上在哪儿火化。”

    “那就一直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库里冻着？”

    “大概吧……”

    “……”她眼圈骤然红起，又沉默了。

    “还是说说李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