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销路也极小(一个人的圣经销200册)，但是台湾有些小出版社能够给大陆作家印书，这个事实是不是提醒我们，文化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目前在哪些异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气候？因为，同样的，高行健的一些戏剧创作是得到法国文化部奖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这两天在准备的发言稿写作里，会不会感激继续他的创作的文化滋养者？

    而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会因此内部乱一下？而怎么乱，才不是在骂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说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会比80年代努力过的情景还不如。

    就在诺贝尔出结果的前几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国访问。这一次大江没有提莫言，只提郑义。他透露给人的感觉是，郑义很有可能获奖，而一个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的优秀作家放逐门外。他在发言里再三地提郑义的名字，坚决要求翻译把这些内容都翻译出来。结果也都给翻译了。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女编辑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权作品引进中国的人，也是《今天》早年发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个极好的散文写手。我进去的时候，迈平才来过电话。她带着震惊告诉我说，她问迈平来着，这次哪个国家的作家会得奖？她想着版权引进的问题。迈平告诉她，这次可能是中国。她猜到郑义。迈平说不一定。只说，“我为老北岛悲哀。不过，你等着看，这次是很有戏看的。”

    我告诉她，他说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这位女编辑的小桌上摆着和丈夫的旧日照片。我每次去都会默默看上一会。这个当年帮助抄写的女学生，后来，丈夫病了，在长期卧床后终于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总处在被监视，被抄查的恐惧里，她写作着，她作着出版，进了家，放下书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个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经相当老辣，还有反省。下一代诗人在里搜集了一些回忆，包括她的回忆。不像高行健的作品，这书的确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册，但是，至今仍然在公开出售和盗版中。永远打着6，000册。无以记数的读者在书中寻找微小的回忆，盗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润。迈平打长途，本只为告诉她，他的床头也放着一本，读着这本书勾起他写自己的文学回忆。而当我们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时候，讨论著高行健和诺贝尔，也和迈平讨论他自己的新小说。他自己还说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却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小说的一个榜样是个“万之”。当场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陈迈平。万之是陈迈平的笔名。迈平是大陆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

    听他讲自己的老故事时，我有一种淡然的伤感。感觉迈平这样讲，有点强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还在写小说，是写给儿子们的自己生命的经验，不过，他的新小说失去了早期的先锋性，是非常老实（太过老实！）的方法。

    ──所有游走边缘的，曾经的文学分子和不文学的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样，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温和的质疑里，呼唤着遥远的，过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