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溺于悲情之中，便骂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终于来人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元月6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给我饯行，晚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于1983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澜、友梅、绍棠、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历经了22年告别京城文坛的生活之后，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