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有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的太晚了，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他说，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我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采煤队”。由于我在劳改煤矿生活过4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的惊雷之作。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