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