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