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