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与我同在北京代表团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12人（队长除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看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惟一的收获，是过了一回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在那个 “文化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心也就悬得越高。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忍耐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到队长的座位上去询问队长。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却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化工厂的。我们12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问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40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 “文化大革命”：“娘个×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合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

    “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