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老右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画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人长得虽然清瘦，却很健谈。他的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画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笔纸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边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是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的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议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便立刻变成哑巴不说，我还会起身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黄肌瘦，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 ——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