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 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