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井的犯人，虽然有的对我不无挑衅。但多数犯人，还是听从我腰里别着的那个小小瓦斯器的指挥。特别是犯人中的班组长，多属快要刑满到期的囚犯，尤其显得尽职尽责。有几次，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 “瓦斯超限，不能入内”的示意牌时，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一般说来，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层的瓦斯突增，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有时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要待通风工检修风筒）。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现场寸步，以防瓦斯伤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这个时刻与你叫板：“什么是瓦斯？你给我们拿出来个样儿看看！看不见摸不着的玩艺，你怎么就能知道？”

    “误了我们的采煤任务，你可要负责任！”

    “驴鸡巴戴礼帽——假充圣人！”

    对于这些十分刺耳的声音，我一贯沉默。这些犯人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确实不懂瓦斯是个什么玩艺。我没有义务为他解释这毒气何以会杀人，又何以会毁灭矿山，当然更无办法让他们看看瓦斯的模样。有一次，一个犯人把我问急了，我对他解释说，这瓦斯器是从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的。拿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长，都坐在巷道的人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也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然说过，对那些亡命之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的。我曾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我虽早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被煤石击伤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表示一个贫农对他老人家的忠心。当田野问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可是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厄运来了——昔日他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