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