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 “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