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副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该感谢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大多大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他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儿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安慰，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也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张沪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再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就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决定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他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著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