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 “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 “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仍敢于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