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