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