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 “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 “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 “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