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