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

    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

    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连呼喊着：“妈妈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

    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 ——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