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