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中，曾写到老右中的惟一逃号张志华。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运送工具之际，从荒芜的茶淀逃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张志华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劳改队中的逃跑行为，当然可以以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对其进行判刑，但是张君逃离劳改队有一年多的光景，归队后居然仅仅做了一个书面检查，就算是过了鬼门关。最初，我以为是张志华自动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否！他是浪迹到江南杭州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来的。

    张志华是个文学迷，因而很快成为我患难中的朋友。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与北大中的谭天荣，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枪决于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许是文学的缘分，他到了三畲庄不久，就坦诚地向我倾诉了他外逃后的一切。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热爱自由。”他说，“我在茶淀时，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出逃的时机。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后（指环绕于农场四周的金钟河），便南下了广州。”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和清华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