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愕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愕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 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文苏联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 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插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北大物理系。体态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娇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大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汰伦直言不讳他说：

    “我常常手淫。”

    我当时几乎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