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我不想在你们下车伊始就胡乱他说上一通。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