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她酷爱，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