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