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