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他，颓然地倒在了椅子上。

    喜中生悲，悲中生喜，“六点钟”在洪洞县界，反串了“苏三起解”的角色

    硬卧车厢里的烟缸，已经装满了我的烟蒂；我又划着了火柴，续上了一根香烟。

    随着象接力棒一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的燃烧，列车的轮子已经滚过了太原、榆次、太谷，进入了洪洞县境。我的脑子，也随着车轮的旋转，走马灯似的旋转个不停。啊！那弯弯曲曲的象蚯蚓一样爬行的流水是汾河！对！就是火车在汾河河谷奔驰的时候，我的这位倒霉朋友，又接茬演出了一场更倒霉的戏剧。

    说起来，这场苦头纯属范汉儒自找：当他和陶莹莹分别时，由于火车拉笛开车，卡车鸣喇叭开拔，在一片嘈杂的声音中，我们那位崔队长一崔管理员一崔总指挥，并没听见“六点钟”的呼喊。为了不给崔队长留下任何一点可疑的痕迹，我们兜里为粘合手指裂口而随时装着的橡皮膏，都捐献出来，用以粘合上那块破碎了的玻璃窗。

    范汉儒沮丧地坐在椅子上。我们象裱糊匠一样，把一块一块的玻璃对上缝口，中间贴了一层层的胶布。经过伙伴们的努力，粘合后的车窗，虽然留下一条子、一道子伤痕，但比刚才大窟窿小眼子的，终归是强得多了。再把里扇的车窗重放下来，在贴近窗户的地方堆放上一些脸盆网兜之类的杂物，如果不仔细观察，是难以发现那块破玻璃的。

    沉溺在痛苦之中的范汉儒，最初并没留意我们在干些什么。当我蹬着座位从行李架上取下杂什来挡窗户时，我的脚不小心踩在了他的腿上，他一下从梦境中清醒了过来。一旦他从陶莹莹的幻影中回到这节车厢里，他难以医治的执拗病就复发了。我刚刚坐在座位上，他就暴躁地站立了起来，不由分说地跳上座椅，把我刚刚从行李架上拿下来的东西，“稀里哗啦”地重新塞到了行李架上。同时，轻蔑地对我甩了一句：“八擒孟获——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