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