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七老八十的旅客。或是肺气肿病急性发作的哑巴，只能喘息而不能讲话，我急匆匆挂上电话，那将是一个医生的失职。

    “喂！喂——”我呼叫着。

    “请您对准话筒讲话！”我加大了音量。

    “假如您无力说话，请您按一下床头的电铃。”我焦急地向对方喊着，“按铃之后，您楼层的服务员。就会到您的房间去的，您可以向他表明意思，让服务员代您向我讲话。”我先用中文说了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唯恐患者是位“老外”，我又用英语表达了上述意思。然后，紧握电话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我的全部诚挚没有得到如期的回报，对方依然沉默。我想，也许这位患者正在按照我的吩咐，用电铃招呼服务员，便全神贯注地耳夹听筒，用爱心和耐心等待回音。

    对方咳嗽了一声，表示他并没有放下电话，但还是没有作答。我等待着，短短的七八分钟，恍若半个世纪般的漫长，直到我夹着电话听筒的耳朵和脖子都微微酸痛，要放下电话时，对方才有了回声：

    “真对不起，请问你是柳琪小姐吗？”

    轮到我沉默了。沉默之后就是火药爆炸：“这是搞的什么恶作剧？你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请你自重一点，别打搅夜班医生的工作。”饭店经理的助手，是个奶油小生。从我到饭店第一天起，他就像影子般地追逐我，我认定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因而反弹回去的无异于一颗导弹。

    真是个倒霉的漫漫冬夜，患者来就诊的没有几个，魔鬼般的电话却接连不断。它撕碎了我的平静，搅乱了我的安宁。挑开窗帘，我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眺望，夜安静而深沉，只有立交桥的周围，闪烁着一辆辆汽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红色尾灯的弧光。

    我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那些移动着的闪亮的弧光，第一次感到我所在的饭店像座水不流动的囚笼。我喜欢喧闹奔腾的江河。昔日我们军区疗养院就耸立在森林之畔的浑江江岸。我愿意穿被人称为“绿皮”的军装，愿意戴女兵的大壳帽，一句话，我喜欢绿色。森林是深绿的，江水是淡绿的，女军医穿的是介乎于深绿和淡绿之间的橄榄绿。我曾和女友们发誓，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只为生命中充满诗意的绿荫。

    命运却像那座立体交叉桥般地曲里拐弯，我做梦也没梦见过我有朝一日会告别浑江，告别森林，到这粉尘弥漫的大城市里来。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罗圈胡同街道委员会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说父母双双病危，叫我见电速归。初读电文时，我并不十分惊愕，认为这是父母要我回家探亲的一个借口；因为双亲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坎，我春节回京省亲时，他们所在的工厂，刚刚为他们作过全面体检，二老身上没发现一点毛病。记得爸爸还兴奋地对我说过：“小琪，看样儿，我和你妈可以争取当寿星佬了。我双眼视力至今还是1．5，你妈的视力1．2，居全厂之冠！” 现在电文说父母双双病危，该不会是编造“天方夜谭”的新童话吧？

    几读电文之后，我的额头，淌下冷汗，不容忽视的是：爸妈骗我回去，何必非签署“街道委员会”的名称？何必拍来“加急”电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中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事故，这事故没发生在工厂，而是发生在家宅。我哥远在南方的珠海经商，父母住在只有六间平房的独门独院，如发生什么意外灾祸，街道委员会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这一纸电文绝无虚假！

    列车隆隆南下，在滚滚的车轮声中，我曾有无数个猜想：是煤气罐爆炸？还是电缆线起火？或许是被汽车撞伤了？要不就是古宅欠修，房屋在暴雨中倒塌——从电视中知道，北京今年是个淫雨连绵的夏季。

    万万没料到，待我赶回北京的时候，父母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双双进了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