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国那阵，岑今和卫国之间主要是靠信件联系，那可都是手写的信啊，说给现在的人听，人家打死都不会相信。

    但他们那时真的是铺开一叠信纸，拿起一支圆珠笔，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写起信来。她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只在信的开头结尾，有一些抒情的话，还不是太肉麻的那种。

    她的信总是比他的信长，她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有时为了信件不超重，她还正反两面都写。但他的信一般都只两三张纸，有时也写到反面去了，但大多数时间都只写正面。

    她免不了向他撒娇，抱怨他信太短。

    他总是解释说：“我不能跟你比，你是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当作家的料，你一下笔就才思如泉涌，随便一写就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而我写东西就像捉虫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描。我写这两三张纸，要花你三倍四倍的时间呢。”

    她相信了他，原谅了他。

    他们写信的频率，开始是半个月一封，然后变成每个月一封，因为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需要半个月时间；从中国寄一封信到美国，又需要半个月时间，一来一去正好是一个月。如果碰上生日啊节日啊什么的，就额外写封信，或者寄张明信片，当然不是真正的“明信片”，而是“暗信片”，有信封的那种。

    慢慢的，她发现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她还在用手写信，人家都进步到打电话了。她也发现写信太不合算，电话里几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如果写在纸上，就得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半个月他才能看见，不能即时对话，太急人了，于是他们慢慢停止了写信，改成打电话，但生日节日的“暗信片”还是要寄的。

    那时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费还比较贵，要几毛钱一分钟，中国那边打过来更贵，而她经济来源就是那点助研工资，要养活娘儿两个，有时还给爸爸寄点医药费，手头不宽裕，所以她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给卫国，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都是卫国考GRE的事。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催着卫国去考GRE，但他总不肯去考，觉得还没复习好。后来她一催再催，连报名费都给他寄回去了，终于把他催得报了名。

    她比自己复习考试时还紧张，因为她自己对自己有个底，知道自己复习到了什么地步，能考出什么成绩。但现在是他考GRE，她就没那份把握了，从他考托福的情况来看，他还是有学英语的天分的，但GRE不光是英语，还有数学，虽然不算很难，但对于一个文革期间上学、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考完之后，她打电话过去询问考试情况，他的情绪很低落：“没复习好，感觉很糟糕——”

    她安慰他说：“就当是练兵吧。谁不是一考好几次呢？没谁一次就考过的。”

    “你就是一次考过的。”

    “我是撞大运了。”

    “不是撞大运，是你聪明，你从小就聪明，不像我——”

    “你怎么啦？你也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聪明，不是学习的料。”

    她壮起胆子问：“你考得——到底有多糟糕？”

    他有点胆怯地回答说，“太糟了，我——没考完，中途就——离场了。”

    她忍不住叫起来：“中途就离场了？那怎么行？肯定会影响成绩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你中途离场，题目都没做完，怎么会不影响成绩呢？”

    “我——连名字都没写，根本就没成绩，怎么会影响？”

    她差点昏倒，但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责备他，只猛做自我检讨：“都怪我，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