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高考仅有八十三天。

    就算是下课时间，教室里也安静得瘆人。一半人静悄悄地踩着下课铃飘出去，另一半人继续趴在桌上做埋头苦读状。相比之下，像我和江东这样抓紧十分钟腻一会儿的，已经是有碍观瞻了。

    第一次模拟考的成绩公布，我和江东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被灭绝师太召见。三年来，每次考试之后就是老师们棒打鸳鸯的最好时机。“轮也该轮到你们了。”这是吴莉的话。

    “宋天杨。”有天中午吴莉揉着太阳穴对我说，“要是我告诉你，我这两天突然喜欢上了一个人，你说我该怎么办？”

    疯了。都疯了。周雷说得对，全怪这狗日的高考。

    教室里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气闷。天越来越热，沙尘暴又开始了。窗前那些柳树的绿，已经被狂风搞得一塌糊涂，却还是嫩得就像玛丽莲·梦露的嘴唇，下贱得让人肃然起敬。

    “宋天杨，窗户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数学老师说，他下面那句话引得全场爆笑，“已经是这么关键的时候了，上课还走神，是窗户外面好看还是我好看啊？”

    他自觉失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片哄堂大笑中大家都听见张宇良的声音，“您好看，您好看，谁说您不好看我跟他翻脸。”他站在讲台上窘了一会儿，突然间灵机一动，“好了安静，我不过是看你们这些天太辛苦，逗你们笑一笑。”大家当然笑得更厉害。

    在倒计时牌下面，谁都硬气不起来。那些假装潇洒假装堕落的其实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倒是那些心甘情愿被奴役的人活得比较酣畅，自虐般地用功时鬼知道他是为了考大学还是为了在这段充满硝烟的日子里良心平安。八十三天，那些日子像支等待检阅的部队，踏着齐得没有丝毫人气儿的步子由远而近，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瑟瑟发抖，有人在凌晨两点的咖啡香里故作豪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人明明已经眼圈发青却还要拿着模拟成绩单刻舟求剑地发狠；有人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一会儿就心满意足地觉得自己已经为了高考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考成什么样都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没有人还记得方可寒，就连我和江东也是装作不再记得。我们居然听到传闻说方可寒现在闯到深圳一间最红的夜总会去坐台，赚的都是美金港币。未来的女大学生们第一次用充满羡慕的语气谈起她：“人家命好，不用高考也照样赚大钱。”翻译一下就是：怎么我们自己就拉不下那个脸去卖呢。

    跟周围这个气氛比，我和江东也许真的是另类。

    我们很用功，但我们什么也不想，连高考都不想。气定神闲到了这种程度是境界，不是人人都来得的。他们看着我们的背影酸溜溜地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就连周雷都嫉妒地讽刺过我：“你做这副小女人相给谁看？”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这种安宁是付出多大代价才换来的。现在人人都被那块倒计时牌整昏了头，每天都在做着一个不需要付出就能得到回报的春秋大梦。

    我们现在常常待在那家蛋糕店里。生意惨淡，老板说他马上就会把它盘出去。对我们倒是件好事，那里足够安静，我们要一壶柠檬茶就能坐上三四个小时，那里的情侣桌刚好放得下我们俩的一堆书本。老板每次都鼓励我们，“再加把劲儿，考上大学以后你们就自由了，到时候你们俩就可以随便谈恋爱，谁也管不着。”江东就笑，“老板，什么事儿一旦合理合法就没意思了。”

    在岁月一样的安静中，我吃力地和我的立体几何谈判。耳边传来他的书页翻动的声音，于是就知道他在那里。于是伸出手，就够得到他的手指。于是他轻轻地握住它们，咬一口，于是我嘲笑他比琼瑶的男主角还酸。夜幕降临，店里的顾客还是疏疏落落的，我们去买两个蛋糕，两杯咖啡——不是我说，这老板虽然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