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准备报哪个大学？”她问。

    “没想过。”

    “那总想过想去哪个城市吧？”

    “大点儿的，人多的。”

    她笑了，“我也一样，喜欢特别大的，人特别多的地方。”

    在后来的日子里，陌生的城市变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我说经常，没错，渐渐地，我每天都会去看她，跟她待一会儿，到后来是真的聊得很热闹。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我可怜她，还是因为我好奇，还是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她拿走了我的江东，还是因为——我知道她也许快死了，我对“死”这样东西心存敬畏？可能都有，可能都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说起我的爷爷奶奶，无非是些关于老人家的记性和笑话。我爷爷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你老伴儿身体还好吧？什么？不在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奶奶在旁边急得跺脚，“你上个月不是刚刚参加人家的追悼会嘛！”

    这个笑话让方可寒开心得很，然后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于是我们就谈起了我们的童年。我说我觉得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会对“岁月”这东西更敏感。

    “真的？”她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我倒不觉得。”

    “不过，”她继续说，“上了年纪的人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你觉得是跟‘时间’啦，‘岁月’啦这些东西有关，他们自己倒是不会这么觉得，就好比——你觉得什么‘岁月如梭’，什么‘逝者如斯’这种词儿是讲他们，可他们觉得这些词儿说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也说不好，给你讲件事儿算了，”她笑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她讲话的时候眼睛会奇异地发亮，像是停电的室内突然有人按亮了打火机。

    她说她十二岁之前，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睡一张大床，因为她们家只有一个房间。十二岁之后，她奶奶在家里挂上了一个布帘，晚上帘子一拉，就把她到晚上才撑开的行军床和爷爷奶奶的床隔开。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冰冷陈旧的墙壁，那是她十四岁那年。

    “那天夜里我是突然间醒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都没完全清醒。我听见我爷爷奶奶的声音，我还以为他们俩谁的病犯了。”她诡秘地笑，“刚想喊——幸亏没喊，因为我马上明白了那到底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不懂？”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完全呆掉了。

    “那时候，”她脸红了——仔细想想我从未见过她脸红的样子，“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有‘客人’，当然是瞒着爷爷奶奶。那件事儿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每个人都在‘活着’，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谁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这种方式。什么‘沟通’，什么‘同情’，什么‘设身处地’，这些词儿都被人用滥了，其实这些词儿根本不是那么廉价。”

    “字典，是吧？”我说，“我早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本字典。”我一直都在等一个跟我一样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我曾经以为这个人是江东，没想到是方可寒。

    “没错，字典。”她眼睛发亮，“我找了好久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词儿呢。”

    从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谈”，这让我快乐，快乐得几乎忘了她是我的情敌——能这么说吗？快乐得几乎忘了她的病。

    江东站在我家楼下，一棵杨树的阴影在他脚下闪烁着。他笑笑，“天杨。”

    “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我说。

    “我想着你反正是这个时间回来。”

    那是个星期天，高三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补习班上课。我说：“平时我不会这个时候回来，今天我们那个英语老师病了，所以只上了一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