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工了。刚包了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別。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

    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要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

    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记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他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到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

    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