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

    “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

    “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责任制。“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到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子）。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

    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

    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账。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账。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账，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

    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

    “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的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扛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