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出乎意料。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张三年就是雪中送炭来的。没等黄泽如他们开口，张三年已经当场表态说，他已经发动在沙捞越的福建侨界一起来帮助垦场走出困境，他说只要这一步迈出去就好了。

    张三年面善如佛，从善如流，黄泽如和陈可镜还有什么好讲的？他们除了感激，还是感激。用黄泽如的话说，张三年确实是太伟大了。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的能量，短短几天时间，张三年变魔术似的一下子调来了那么多的粮食，让一千多垦农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当垦农们以一个个的家庭为单元，或以联合的方式围坐在灯下一起过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时，黄泽如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变得踏实了下来。开春过后，他便和陈可镜一起组织垦农们开始耕作，不单单种水稻，也种菜蔬、番茄、瓜豆、玉米等等，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东南亚特有的，什么都种，一方面是扩大种植品种，另一方面，多种一些品种，以免因品种单一带来的不测。等到了收成的季节，大获丰收，特别是水稻，亩产量是国内的三四倍。民以食为天，垦农们皆大欢喜，垦场终于迈出了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虽然垦场的生产条件还很简陋，生活条件也还很艰苦，但整个垦区已经一改往日的萧条和荒凉，充满生机活力，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新景象。

    黄泽如、陈可镜二位，见垦场已经顺着自己的意思发展，无比欣慰，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开始在垦区里办起了学校和医院，这也是垦农们反映最为强烈的两个问题。许多垦农当初都是携带家眷来的，场子里光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有一百多人，由于年龄太小，又不能替大人做点什么，只好在家里呆着，现在听说场主要为垦区办一所学校，都连连叫好。

    其实，开办这两个公益性事业，对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来说，都不成什么问题，开办医院虽然是外行，但是，垦农里有几个在家里时就是医生，陈可镜又多少懂点医道，做一些管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办学校就更不是问题了，他黄泽如堂堂一个举人还怕教不了几个小学生？更何况，垦农里也不缺读书人，有的人还曾经在家乡当过私塾老师，现在要把那些学生组织起来，创办一所学校还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实际上，从黄泽如个人来讲，这个垦场学校他早就想办了。举人出身的他最清楚办学的重要性了，将来垦场要发展，就必须让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来管理。虽然说离垦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学校，但那是沙捞越当地人办的，收的学生大多是当地原住民的孩子，给学生们教的也都是马来文和英语，让孩子到那种学校念书，别说高兰香的父亲高伯不同意，就是他黄泽如也是万万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他始终认为垦农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华文学校。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念书。

    黄泽如便和陈可镜两人作了分工，陈可镜专门负责筹办医院；黄泽如则一心一意抓学校的兴建。垦区里的孩子听说垦区自己要办学校，个个高兴极了，特别是黄泽如自己的两个孩子佑国和佑娘，这时都已经到了要上学的年龄，一听说父亲要办学校，甭提有多高兴。黄泽如这时想起了和高伯临别时，高伯说过的那些话，他千叮咛万嘱咐黄泽如他们一定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学讲马来话，要讲自己的中国话，家乡话，一定得让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念书。高伯的整个愿望就是担心孩子们把自己的根给忘了，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黄泽如发现自己和高兰香一点也不比高伯差，而且，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就越强烈，越无法替代。包括陈可镜和李清华他们夫妇也一样，就好像是中国人的基因里和血液里已经注入了那种浓浓的，永远也无法洗去的民族元素，或者说已经被打上了条形码，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离开中国多久，那种元素也永远无法被改变。

    黄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