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科里根把我带到病房里，我看到了母亲。她一向很胖，医院的病房显得又小又窄，可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只能无助地躺在这病床上。她的头发现已花白，散开在枕头上。她放在床头的手象婴孩的手那么白。她的嘴角并没有我曾想像那样曲扭，但脸色却腊白，双眼紧闭。当在我身边的护士轻声呼唤她的时，她的双眼睁开了，湛蓝美丽，这是她身上最年轻、最有活力之处。她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然后才看到我。她笑着，想举起双臂。一只抬了起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来一点，又落了下去，“阿兰。”她轻轻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张椅子在墙边，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抱着她。她身上温暖洁净，我吻她的额边、脸颊、嘴角。她抬起能动的那只手用手指轻抚我一边眼睛的下方。

    “别哭。”她轻轻地说：“没必要这样。”

    “我一接到贝斯蒂·麦考蒂的电话就赶来了。”我说。

    “告诉她……周末。”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个周末我会好的。”

    “好的，别再说这个了。”我说着，抱紧了她。

    “车修了？”

    “没有。”我说，“我搭便车来。”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个字都很吃力，但并不含糊，没有让我感到迷惑尴尬。她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会在此。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慰籍。因为其它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虽然可能会感伤点。既然我在她身边，跪在她床前、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兰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梦来解释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兰，你的衣领上有血。”她的眼睛闭了下来，又慢慢睁开来。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很沉重，就象刚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胶鞋很沉重一样。

    “我磕到了头，妈，没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再慢慢睁开。

    “帕克先生，我想我们最好让她睡。”那站在我身后的护士说：“她今天已够戗了。”

    “我知道。”我再吻她的嘴角。“妈，我走了，明天还会再来。”

    “别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了，我坐麦考蒂夫人的车，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说，“今天在干活时，正从洗碟机里拿出碟子，一阵头痛，昏倒了，醒来……就在这了，”她抬眼望着我，“一下发作起来，医生说不算太糟。”

    “你会好的。”我说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还是那样光滑如浸水的丝绸，尽管是一个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在新汉普斯尔娱乐园玩。”她说。

    我俯视着她，感到全身冷了下来，“真的？”

    “是啊，排队等坐那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记得那东西吗？”

    “过山车，”我说，“我记得它，妈。”

    “你害怕了，我冲着你大骂。”

    “不，妈，你没……”

    她的手，握紧了我的手，嘴角向外咧快到了酒窝纹边，这是她一向以来表示不耐烦的神情。

    “有，”她说，“骂你还狠揍你，打你的后脖子，是吗？”

    “可能是吧，”我不想与她争辨，“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该打你，”她说，”天气很热我又很累，但你仍……我不应该，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的眼角又湿了，“没关系，妈，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从未坐过。”她轻语。

    “我还是坐了，”我说，”最后我坐了。”

    她对我笑了起来。那天我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而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