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好姑娘。”

    “我说了她不是吗？别管我的事了。还有，分给我任务干吧。”

    “我说了，你需要休假。”

    “用这种办法，确保玛丽有空时我却忙得很？这是什么机构？基督教女青年会？”

    “你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必须休假。”

    “哼！”

    “睦创态良好的时候是个不错的特工。可眼下你不行，你已经完全透支了。不，别打断我，听我说：我只是派你去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进入一个被攻占的城市查看一番，把在那儿看到的一切情况在规定期限报告给我。你是怎么做的呢？你神经过敏，不敢进城查看，却在郊区一带无所事事闲逛。你没有保持警惕，所以三次险些被抓。到后来掉转回头时，却又神经紧张，烧坏了汽车，没能及时赶回复命。你的神经和判断力出了问题，休息吧——准确地说是请病假。”

    我站在那儿，耳根发热。他并没有为“反冲击计划”失利而直接责备我，却达到了实际效果。我觉得这不公平，可我知道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的神经过去如岩石般坚定，可如今，就连点根烟，双手都抖个不停，

    不管怎样，他还是给了我一个任务。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在和他的争论中占了上风。

    糟糕透顶的任务。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向大人物们作报告，回答关于泰坦星人午饭吃什么这种愚蠢的问题，向他们解释如何对付被鼻涕虫附体的人。介绍我的时候，我被吹嘘成“专家”，可多半情况下，我的学生好像满有把握，觉得他们比我更了解鼻涕虫。

    为什么人们总是死抱着自己的先入之见不放？谁能为我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