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童纳实际上是汉堡的近郊，也是那条可以把我们带到由北海通到波罗的海的大小海峡岸边线的铁路终点站。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已经到达境内了。

    六点半我们到达车站；叔父那些又多又重的行李被卸下来、搬进去过磅贴标签，最后放在行李车里，七点钟我们面对面坐在火车的一节车厢里。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我有没有推辞不去？还没有。早晨新鲜的空气和车外少见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思想。

    叔父的思想显然跑在火车的前面，这和他的急躁相比，已经是慢得多了。车中只有我们二人，可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叔父一直在特别仔细地检查他的钱包和旅行袋。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想到为了实行他的计划所可能需要的每件东西。

    在其它的东西中间，有一张折迭得很仔细的纸，纸上有丹麦的国徽以及教授的一位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丹孙先生的签字。这张纸可以使我们在哥本哈根拜见冰岛的统治者。

    我也看到了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他的钱包最里层的那张有名的文件。我暗自咒骂着这张文件，然后又注视着车外的景色——一大片接连着的、令人感到单调乏味、但又很肥沃的平原，这一大片平原对于那些笔直的火车路线却是有利的，它们也使铁路公司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可是我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这些单调的景色使我的眼睛感到疲倦，因为出发以后三小时之内，火车就在基尔——海的尽端——停下了。

    我们的行李一直登记到哥本哈根，所以我们没有再受到麻烦。叔父还是焦急地注视着行李运到路上。全部行李又都被送进了船舱。

    由于叔父做事敏捷，我们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我们的汽船——爱尔诺拉——要到晚上才开。我们又熬过了令人着急发狂的九小时，这位性急的旅客破口大骂铁路和汽船的管理方法，也诅咒了造成这些弊端的政府。当他和爱尔诺拉的船长谈话，并且催促他立刻开船的时候，他也希望我支持他——可是这位船长认为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我们在基尔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糊里糊涂过了一天。我们在这个耸立着小城市的港湾口岸上游荡，还在森林中间穿来穿去，这些森林使得这个小城市看来就象嫩枝丛中的鸟窝，我们瞻仰了各有一个小澡房的别墅，一直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并且埋怨着，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的烟囱里现在升起了几道烟，锅炉里的响声震撼着甲板；我们站在船舷上，并且在唯一的船舱里占了两个卧铺。

    十点一刻，船上的绳索都解开了，汽船横过大海峡的黑水向前迅速驰去。

    夜色沉沉；风顺而浪高；岸边有几处灯光透过了黑夜往后一会儿，一座灯塔把汹涌的浪涛照耀得光彩炫目，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所能回忆出来的情景。

    早晨七点钟，我们在西部一个小镇考色尔上岸。我们又在那里登上了另外一列火车，三小时内到达哥本哈根。叔父彻夜未眠。在他性急的时候，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

    最后他看到了一片汪洋。

    “波罗的海峡！”他嚷着。

    我们左边有一座大楼，一位旅伴说那是疯人医院。

    “好，”我心想，“我们一定得在这所房子里度过我们的晚年了！这所医院尽管这么大，却还装不下黎登布洛克教授那些疯狂的念头！”

    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在哥本哈根下车，我们带着行李到了布莱德加脱的凤凰旅馆。叔父匆匆忙忙地上完厕所就带我出去。旅馆的传达员能说德语和英语；可是这位能说好几国语言的教授却用流利的丹麦话提问题，他终于知道了北方古物博物馆在哪里。

    博物馆馆长汤孙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那位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