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是哪天接到邀请的？——不，我们还请了其他人——我想肯定是邮政系统出了问题……”

    最后，凯特把这6个出席者带到了宾馆里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好让大家都不那么尴尬。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每个母亲都找借口溜走了，说是她们要去接孩子啊，回去工作啊，等等。

    宾馆楼下的酒吧里，赫尔姆斯医生已经喝成了只醉猫。凯特过去坐在他身边，随即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就侧过身子靠近她说：“我早告诉你这行不通了吧。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永远都雇不到人的，凯特。为什么——嘿嗬，酒保，哈，这儿，给我再来一杯，呣，一样的，好人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是的，我们得打点行装了，快点。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份录用函。上帝啊，我好想念牛津啊，这儿可真他妈的太潮湿了，每时每刻都感觉像在洗桑拿。可我得承认，我在这儿做出了生平最好的成绩。说起来……”他又靠近了些，“我不想说出那个词，说出来也许就不灵了。可……诺贝尔奖。我听说啊，我被提名了——今年会是我的幸运年，凯特。我等不及要忘掉这次惨败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乖点呢？我觉得只要遇到有正当理由的事情，我就变成了软心肠。”

    凯特真想指出软心肠的他可是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协议——他的薪水是她的三倍，任何出版物或者专利上他的名字都在第一位，尽管整个研究事实上都建立在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但她收住了自己的舌头，喝完了杯中的莎当妮酒24。

    那天晚上她给马丁打了个电话：“我做不……”

    “打住，别再说下去了，凯特。只要你下定决心，你什么都做得到的，你一直都可以的。在印度尼西亚有两亿人，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有大约70亿人。大约有0.5%的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自闭症——这就是3500万人——跟得克萨斯州的人口一样多。你才给600个家庭发去了信件。别放弃，我不允许。我明早会给伊麻里研究院里管赞助的头打个电话，他们会继续资助你的——不管那个老混蛋约翰·赫尔姆斯在不在研究项目里。”

    这个电话让凯特想起了那个她从旧金山给他打电话的晚上。那时候他向她承诺，雅加达对于她重新出发，继续她的研究会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也许他终究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她走进实验室，告诉本去订制更多的项目宣传册，还要去找些翻译来。他们要到农村去，他们要广撒网——也不会再坐等那些家庭上门来。她炒掉了CRO，她无视了赫尔姆斯医生的抗议。

    两周以后，他们往3辆卡车上装上了4个研究员、8个翻译，还有一箱一箱的项目宣传册，上面印着5种文字：印尼马来文25、爪哇文、巽他文、马都拉文，还有巴达维文26。选择哪几种文字让凯特煞费苦心：在印度尼西亚有超过700种不同的语言在被使用，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在雅加达和爪哇岛最常用的5种。尽管有些滑稽，但她可不想让她的自闭症疗法项目因为交流问题而失败。

    结果和在雅加达市中心宾馆里的那次一样，她的准备完全徒劳无功。一进入第一个村子，凯特和她的团队就大吃一惊：那儿没有自闭症患儿。村民们对宣传册毫无兴趣。翻译们告诉她，这儿没人曾看到过哪个孩子有这些问题。

    这完全不合逻辑。在每个村子里面至少也该有两个到三个可以请去参加试验的对象，还可能更多。

    在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凯特注意到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翻译，当其他的翻译和团队成员们去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他靠在车厢边上。

    “嘿，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凯特问。

    那个男人耸耸肩：“因为做不做都一样。”

    “该死的，才不一样呢。你最好现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