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雅加达西区警察局拘留中心

    C审讯室

    凯特往后翘着椅子，考虑着自己要做何选择。她大概只能告诉调查员这个试验项目开始时的情况。即便他不相信，她也得让这些被记录在案，他们控告她的时候有用。“停一下。”她说。

    那男人在门口停了下来。

    凯特让椅子腿落地，把她的胳膊放在桌子上，“我的试验项目收养这些孩子是有很正当的理由的。有些东西你必须明白，当我到雅加达来的时候，我本打算用美国在此的办事方式来进行试验。这是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我们失败了——然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做事方法。”

    那个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转了回来，坐下，听着凯特描述她是怎么花了几个星期准备雇用病人的。

    凯特的团队原本通过一个合同研究组织（CRO）来运行他们的试验项目，就跟他们在美国做的一样。在美国，制药公司专注于开发新的药物或者疗法，当他们发现某些有潜力的项目时，他们通常就把试验项目的管理工作外包给CRO们。CRO们会去找到对试验项目感兴趣的诊所。诊所或者是站点之后会让病人们登记参加试验，使用新疗法、新药物，然后定期检测他们是否出现健康问题——是否有不良反应。CRO对项目中的每个站点保持密切监视，向赞助商研究机构报告结果，后者再向FDA 22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管理部门提交报告。最终的目标是试验出具有想要的治疗效果、又没有任何负面作用或者不良反应的结果。这是条漫漫长路，实验室里的新药只有不到1%最后能出现在药店里的货架上。

    只有一个问题：雅加达，说大点，整个印度尼西亚，都没有自闭症诊所，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专家门诊关心发育紊乱。这些诊所对临床研究缺乏经验——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状况。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产业非常弱小，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太小了23，所以很少有医生曾接触过药物研发过程。

    那家CRO最后采用了新方法：直接去跟患儿的父母签约，自己运营一家诊所实施治疗。凯特和试验项目的首席研究员——约翰·赫尔姆斯医生一起跟CRO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想找出别的选择，但没有成功。凯特力劝赫尔姆斯医生推行这个方案，最终他同意了。

    他们列了一张名单，罗列了雅加达周围100英里范围内有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凯特在城里一家最好的宾馆订了一间礼堂，邀请名单上的家庭出席。

    接连几天她都在写项目宣传册，重写，再修订。最后，本冲进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如果她再拖延下去，他只好退出项目了。凯特让步了，项目宣传册被送到道德委员会，然后送到印刷厂，而他们开始为活动做准备。

    那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准备欢迎每个到来的家庭。她希望她的手能停止出汗。每隔一两分钟，她就得在裤子上擦擦汗水。第一印象最重要。自信，信任他人，专业。

    她等待着。他们的宣传册够多吗？他们手头有1000本，尽管他们发出的邀请函只有600份，可父母双方可能都要来出席。别的家庭可能也会来——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对患病家庭进行可靠的登记，也没有可靠的数据库。他们该怎么应对？她让本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宾馆的复印机：在她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准备好宣传品的复印件。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5分钟了，有两个母亲首先到来。凯特再次擦干她的手，大力握手。她说话的嗓门有点太大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谢谢光临——不，就是这儿——随便坐，我们随时可能开始……”

    预定开始时间之后30分钟过去了。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个小时。

    她把来了的6位母亲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