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过去五年都在这个地方工作，里奥在国家安全部总部——鲁布央卡从来都没有过自在的感觉。在这里很少有随意的聊天；所有反应都受到监视。鉴于他们的职业性质，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但在他看来，这个建筑本身也让人紧张不安，仿佛恐惧也成了设计因素之一。由于他对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毫无意义可言。这座建筑建于革命前，在被布尔什维克秘密安全部队占领之前不过就是一个保险公司。但他发现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选择一栋比例如此失调的建筑：它既不宏伟也不敦实，既不宽敞也不狭窄，总是介于之间某种尴尬的境地。建筑外观给人戒备森严的印象：一排排窗户被塞在一起，一层一层堆上去，一直堆到顶上的那口钟为止，而那口钟就像一只晶亮的眼睛，俯视着全城。建筑四周似乎存在一条无形的界线，行人都避开这条假想的边界线，唯恐被拖了进去。逾越那条界线，不是意味着你是里面的员工，就意味着你被判有罪。在这高墙之内，不可能找到清白无辜的人。这里是犯罪装配线。也许鲁布央卡不是刻意用恐惧建筑而成，但恐惧依然处处呈现，恐惧在这座前保险公司安了家。

    里奥递过自己的身份证明，这个证明不仅意味着他能够进入这座建筑，而且可以随意离开。那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男男女女被领进门之后，通常就再也没见他们出来过。他们可能不是被带到劳改营，就被带到这座建筑后面位于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的另外一栋建筑，这里是国家安全部枪毙人的另一个围场，围场里地面倾斜，装有木头隔墙，以及能够将血水洗刷一净的粗大水管。里奥不清楚死刑执行的具体数量，但数量肯定很高。在这个水平上，像如何方便而迅速地清理这些尸体等实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问题。

    步入主通道，里奥在想，在没有任何出去的希望以及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被带往地下室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司法系统完全被忽略。里奥听说囚犯被扔在一旁，一扔就是几个星期，而医生的作用就是研究疼痛感。他教自己要学会接受一个道理，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一个原因，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吓唬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有意散布关于这座建筑的谣言，颇有策略性地在地铁或有轨电车上交头接耳，仿佛他们在向人群释放某种病毒一样？恐怖气氛就这样营造出来了。恐怖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恐怖的氛围，就需要不断地有人充当牺牲品。

    当然，鲁布央卡不是令人心生恐惧的唯一建筑。还有布提尔卡监狱，这里壁垒森严，环境污秽，逼仄的牢房里挤满了囚犯，犯人们在等待被押往劳动营期间在牢房里玩火柴棒。还有勒夫特沃，他们将被调查的犯人们运往这里接受审讯，尖叫声能传到几条街之外。但里奥明白，鲁布央卡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特殊地位，是处理那些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与间谍的地方。为什么此类囚犯会让所有人的内心都产生特殊的恐惧？尽管你很容易就可安慰自己，自己永远也不会盗窃、强奸或谋杀，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因为包括里奥在内，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些罪行到底是什么。在刑法一百四十条当中，里奥只靠一条来引导自己，其中一条分项对政治犯的定义是从事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人。

    这句富有弹性的话如果加以延伸，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上至高级政党官员，下至芭蕾舞者、音乐家和退休的补鞋匠。就连那些在鲁布央卡围墙内工作的人员，那些让“恐怖”这台机器维持运转的人们，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尽力维持的体系终有一天也会将他们呑噬。

    尽管里奥已进入室内，但仍然穿着户外服装，包括一双皮手套和一件羊毛长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