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证据？”

    “死者在他生前最后一天的活动的证据。”

    “我们没有。我们把那些支票开列了一个单子，没干别的。”

    “那个支票簿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我所知，它仍在那个写字台里。我要说，萨迪·理奇蒙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命令她把那个支票簿交给警方，但是……”

    “现在等一下，”贝顿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这一询问离题太远了。我们现在在得到传闻人证据。如果辩方想那样做，它有权将那个支票簿带入法庭。然而，我不知道它可能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如果法庭同意，”梅森说，“它表明，洛林·拉蒙特到那个别墅去时随身携带着那个支票簿。它表明，他把那个支票簿从兜里掏出来，而且，在我看来，给一个名字缩写字母为O.K.的人开了一张500元的支票。他当时很匆忙，于是只在存根上写上了接受人的名字缩写字母。”

    “那个存根上有日期？”贝顿法官问。

    “没有。上面只有500元的数字和那两个缩写字母。”

    “但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呢？”贝顿法官问。“你会指望通过那证明什么呢？”

    “它会证明，那天晚上有别人去了那个别墅。”

    “如果你想那样做，你可以引入那个支票簿，作为你的案子的证据。”

    贝顿法官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梅森先生，要让本庭认为有别人去过那儿，要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你还有问题要进行提问吗？”

    “没有问题了。”梅森说。

    “很好，”贝顿法官对特拉格警官说，“你可以下来了。”

    “如果法庭同意，”卡森说，“公诉方不想再传唤证人了，至少现在不想。我们可能有反驳证据。”

    梅森站了起来，“等一下，”他说，“我们有权力对彼得·莱昂斯进行提问。”

    “噢，对，”卡森说，“我已经派人找莱昂斯去了。等一下，我会传唤他。”

    卡森向坐在他身旁的一位警官转过身去，和他耳语起来。

    突然，那位地方副检察官皱起了眉，变得激烈起来。那位警官摇了摇头。

    卡森倾身靠近了一些。又是一阵耳语，随后卡森挺直了身说：“法官大人，一种让人极为窘迫的情况发生了。看上去今天是彼得·莱昂斯的休息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找不到他。我恐怕也许这件事我有部分责任。我告诉莱昂斯，除非辩方愿意就他的证词达成协议，我会需要他作为一个证人。我还告诉他，如果辩方就他的证词达成协议的话，就不会需要他了。当梅森先生达成他的协议时，我这样通知了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中的某个人通知了莱昂斯先生，关于他的证词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我恐怕存在一个误会。事实上，我坦白地向法庭承认，我，我本人，在梅森先生提出他有权对那位警官进行提问之前，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梅森先生要求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梅森先生说出他要在提问中提出的要点的话，我或许可以就彼得·莱昂斯在接受提问时会做出的证词达成协议。”

    梅森摇摇头：“我需要对这个证人进行提问。”

    贝顿法官烦恼得皱起眉头：“当然，梅森先生，你有这个权力。”

    “坦率地说，法官大人，此刻我正就本案形成一种说法，在我首先问那个证人某些问题之前，我并不想泄露——说到底，这个证人是个警官，他是检方的证人。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把我在进行提问时的整个攻击计划告诉这位地方副检察官。”

    “你对他的证言提出疑问吗？”贝顿法官问。

    “我可能对他的证言和他的可信性提出疑问。”梅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