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乱乱——回想起来。我所能记得起来的一切就是这样。报纸记者提出问题——要求作次访问——大批大批的信件和电报——由葛莉娜加以处理——头一件真正使人吃惊的事，便是爱丽的家人，并不像我们所料想的，都在美国。我发现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在英国时，着实是吃了一惊。或许，可以了解可端是这样，她是一位极其安定不了的女人，一向都是在欧洲匆忙地来来去去——去意大利，赴巴黎，上伦敦，又重回美国——到棕榈滩，出西部到牧场，这里，那里，每一处地方都有。爱丽去世的那一夭，她在离住宅不到八十公里远，依然在随着自己的一时兴起，要在英国有幢房屋。她匆忙到伦敦待了两三天，到新的房产经纪人那里，检视新的式样，就在那一天，在乡间看了五六处房屋。

    原来，劳斯坦也坐同一架飞机到伦敦来参加一次业务会议。这些人知道了爱丽的死讯，倒不是从拍到美国去的电报上面知道的，而是从报纸上。

    爱丽该安葬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一场丑恶的争执，我所采取的态度，她要安葬在逝世的这里——这儿也是她和我生活的地方，该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爱丽的家人激烈反对，他们要把尸体立刻就运到美国去，下葬在她的祖先坟地——她的爷爷、父亲、母亲，以及安息了的其他人的坟地里。人要是这么想，我认为这也真的是自然而然的事。

    厉安德来和我谈这件事，说得很有道理。

    “她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该埋葬在什么地方。”他向我指出这一点。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气愤地反问：“她多大了？——才二十一岁。你二十一岁时不会想到就会要死吧，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安葬的途径吧。假如我们曾经想到过这件事，便可以断定：我们不是同年同月生，但也会在什么地方安葬在一起。可是谁在一生的中途想到过死呢？”

    “非常正当的观察，”厉先生说道，然后他又说了：“我怕你也不得不去美国吧，你知道的，那里很多业务上的利益，非得你去处理一下不可。”

    “是什么方式的业务？我为了什么业务，一定得到那里去？”

    “你要处理的业务多着啦，”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遗嘱中主要的受益人吗？”

    “你意思是说，因为我是爱丽最近的亲人或者什么吗？”

    “不是我，而是她的遗嘱里。”

    “我并不知道她立过遗嘱呀！”

    “呵，立了，”厉安德先生说：“爱丽是个实事求是的年轻女性，你知道的，她非如此不可，因为自小生长在这种事情中间的缘故。她成了年，几乎就在结婚后，立刻立了一份遗嘱，寄放在伦敦她的律师那里，要求送了一份副本给我。”他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如果你真到美国来，我向你建议——我也是这么想，你应该把自己的很多事，交给那里一些信誉卓著的律师去办。”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大宗财富，宠大房地产、股票、各种工业中统制股权的情形下，你就会需要技术上的意见了。”

    “我不够资格处理这样儿的事情，”我说：“说真格的，我不够资格。”

    “我完全了解。”厉先生说。

    “我不能把整个事情托付给你吗？”

    “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个，那么，我为什么不这么办呢？”

    “然而，我想你还得找个人做代表。我业已为这一家的一些成员代理了，也许会引起利益上的冲突。如果你交由我处理的话，再有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律师做代表，我会使你的利益受到安全保障。”

    “谢谢你，”我说：“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我略略有点儿轻率的话——”他的神色有点不自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