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

    “我前面的那个人，他经过我去了机舱的后面。”

    “我抗议。”克兰西先生从座位上撑了起来嚷到，“是在这之前，大约是1点种。”

    “请坐下，”法官说，“会轮到你的，……请继续，赖德先生。那么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

    “好像是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

    “朝你走过来的人只有他？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

    “我去过洗手间，不过我手上没有吹管。”

    “你的音调有些失礼。请下去。”

    诺曼·盖尔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的，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

    于是，记者写到“侦探小说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杀人武器。”

    “对，”克兰西说，“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而且我今天把它带来了。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这是我的吹管。”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记者们写到：“作证庭上的第2支吹管。”克兰西严肃地对法官说，自己出庭是为了维护正义。他长长的发言不时被打断，从他嘴里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简·格雷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随后是两位法国人。阿曼德·杜邦说他是前往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直到听人说身后一位乘客出了问题。

    “你认识死者吗？”

    “不认识。”

    “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耸耸肩，“我没听说过。况且，近来我经常不在巴黎。”

    “据我所知，你最近去过中东。”

    “对，古波斯。”

    “你们父子去过世界上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

    “是的。”

    “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民族用蛇毒作为武器？”

    “没有，绝对没有。”

    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他不认识死者，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还有，他弄死了一只毒蜂。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于捉摸的案子。一个妇女在空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遭谋杀，很显然凶手就在出庭作证的人当中，他们之中的一位以极为狡猾的手段在说谎。

    犯罪的方式及其残酷，在10位－－加上乘务员有12位－－证人中，凶手手持吹管将毒针吹射到死者的喉部。具有意义的物证是一支吹管，一支毒针和死者脖子上的针眼。由于出庭作证的人都否认认识死者，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了。

    一位方脸的陪审员带着疑虑的目光欠身说：“您说吹管是在一个座位下发现的，那是谁的座位？”

    法官核对了一下文档，威尔逊探长凑上去在他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哦，对，是9号座位，波洛先生的座位。我可以告诉大家，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他曾经多次成功地与伦敦警察厅合作。”

    方脸陪审员将目光转向波洛先生，似乎有些怀疑眼前这位留着胡子的矮小的比利时人。

    法庭休会5分钟。当陪审员重新入座，并将陪审裁决书交给法官时，他皱了皱眉，“废话！我无法接受这份裁决。”几分钟后，一份修正裁决书又递交了上来：“我们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明是谁下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