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赖姆塞太太那里所获取的似乎不多。”贝克上校责怪地说。

    “她无多大助益”“肯定吗？”

    “是的。”

    “她不是其中一分子？”

    “不。”

    贝克瞅了我一眼。

    “找到了答案？”他问。

    “不能说是如此。”

    “你希望更多？”

    “还没填满呢。”

    “啊——我们得看看别处……放弃半月形了吧——嗯？”

    “是的”“怎么说话尽是这一两上字？没有结果就结束啦？”

    “这工作我不行。”我缓缓地说道。

    “要不要我摸摸你的头说‘好啦，好啦’？”

    我禁不住笑了出来。

    “这样好多了，”贝克说，“好啦，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女朋友的问题，我想。”

    我摇摇头说：“这事开始已有一段时间。”

    “说真的，我没有留意到。”贝克出乎意料地说，“这个年头，世界一片混乱，问题愈来愈模糊。一旦觉得气馁，世界便像是干枯了一样。巨大的蕈状云冲穿了所有的墙壁！果真如此，你对我们的益处也就结束了。你确实做了几件一流的工作，孩子。你要满足的。回到你那该死的海藻里去吧。”

    他推了我一把说：“你真‘喜欢’那种恶心的事，不是吗？”

    “我发觉整个案情极其有趣。”

    “我觉得应该是令人讨厌才是。本质上是种非常的变异，不是吗？我指的是‘品味’。你专利的那件谋杀案怎样了？我敢说是那女孩子的。”

    “你错了。”我说。

    贝克以一种训诫的、叔伯的态度摇摇他的手指。

    “我要跟你说的是：‘凡事要有准备’，但却不是指那种童子军的意义。”

    我走下夏龄克罗斯街，陷入沉思之中。

    我在地下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

    我看到一则报导，说有个妇人昨天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坠车，被人送到医院。到达医院之后才发现是被人刺激了。她一直没有清醒过来便去世了。

    她的名字叫安琳娜·里瓦。

    我打电话给哈卡斯特。

    “是的，”他在电话里回答我说，“正如报纸所报导的。”

    他的声音听起来生硬而难受。

    “前天晚上我去见过她。我告诉她关于刀痕的事恐怕尚未定论。疤痕的组织显示刀疤是最近才有的。人们常是栽得多么愚蠢！只为了多那么一点。有人付钱给那女人，要她出面认尸，说那人是她多年前分手的丈夫。”

    “好啊，她做了！我相信她做得个错，只是她自以为聪明了一点。她以为如果把那刀疤当做‘事后才想起来’，比较能说服人，她的认尸证据会更有力。如果她一开始便直接说出来，人家也许会以为她的话未免说得太顺。”

    “那么麦琳娜·里瓦涉入极深了？”

    “告诉你，我很怀疑这点。假设有个老朋友或以前认识的人找到她，跟她说：‘你瞧，我有了困难，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家伙被人谋杀了，如果他被认出来，揭露了我们的关系，事情就糟了。但是如果由你出面，说那人是你的丈夫，哈雷·卡斯特顿，许多年前溜走了，那么这案子就会消掉。”

    “她一定会逡巡不前——认为太危险了？”

    “如果这样，那人一定会说：‘有什么危险？最多你只是记错而已，经过这许多年，任何女人都会记错的。’而也许就在那时候，会提起一笔数目不错的钱，于是她说好，便干了。”

    “毫无怀疑？”

    “她不是那种多疑的女人。啊，柯林，每次我们逮捕的凶手，常是许多人所认识，而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