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兵先后出庭。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看到我时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寒光，显得又委屈又愤怒。他们一定在接受内部审查时说：“我怎么知道他会杀人呢？”但谁会听他们的？他们的领导一定捶打着桌子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站岗就是为了做做样子？”

    前一个哨兵承认有位女生进了院落，后一个则说完全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点？”他们都回答是。公诉人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站起来响应：“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长嘶一声，装作很痛苦地倒在座位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告结。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上来，狰狞地抓我的脸。她的亲属匆匆跟上，借劝解之机也拧了我好几把。法警紧紧揪住我的胳膊，要不是我自己朝前走，他们想必也不知道将我带走。我边走边回头，看见孔洁的母亲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弹着腿，身体往下倒，不停地干号：“女儿，我的女儿啊。”周围人赶紧去扶她，她却是撒泼得更厉害。整个事情进行得像是一种仪式。她可能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便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我相信这不是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痛苦只有在空间只剩下她和女儿的遗照时才会出现。那时她欲哭无泪，空虚得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

    此案未经数日，便审结了。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支持了这一说法。他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没有。

    数天后，我再次被带到法庭。所有人跟着审判长站起来，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很长时间内，我都像在生词的河流里游泳，一句话也听不懂，在我以为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又蘸着口水翻出下一页，因此我说：“直接念最后一句吧。”审判长顿住，眼镜掉在鼻梁上。法警猛然踢了我的腓骨一下。最后审判长念道：“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刚落，法警又使劲踢了我腓骨一下，我便展现出瘫软的模样。

    我心想这就走了，他却是又念：“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我分明能感觉身后有个人重重地倒在座位上。我觉得法院与其说是在宣判我，不如说是在宣判她，法院挺对不起她的。我有些后悔杀她女儿，但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