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晨。

    陈超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依然疲惫不堪。昨晚没睡好，此刻头又开始疼了。陈超皱了皱眉头，揉了揉太阳穴。

    上个周末他一直在忙红旗袍杀人案的事，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给美国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拜托她帮助调查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个翁先生的背景。对方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发回了相关信息。翁先生对于光明所说的基本属实。他的确曾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买方代表。他和他老婆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一两个月之内他们就可以离婚了。他老婆也盼着这一天，因为她也找了别的男人。

    陈超还联系了一位市政府干部老熊。正是他向工厂揭发了老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老熊说，当时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收到了一封揭露老田罪行的匿名信。因为老熊当时是主管领导，他的指示下级都会照办。于是老田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匿名信这事儿干得很漂亮，既不会引起怀疑，又能借刀杀人。老熊也不知道是谁写了那封信。

    陈超还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早期对于旗袍的批判。像佩琴一样，他也想到了当初王光美身穿旗袍遭受批斗的情景。他让白云帮忙在网上查了查，发现还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遭遇。通过白云，他还认识了杨阿姨，她是一位电影演员，当年也曾身穿旗袍被人批斗。不过据杨阿姨回忆，她被批斗的时候并不是光着脚的，而是被迫穿了一双象征“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破鞋；而且她旗袍的开衩是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破的，直到她腰的位置，露出内裤。这些都与本案死者身上旗袍的情况不同。本案中的旗袍开衩部分似乎是被用力撕开的。陈超当时就联系了于光明，证实了他的想法。田陌身上的旗袍可能是凶手在盛怒之下撕破的，而另外两名死者的旗袍被撕破，很可能是凶手为了使所有受害人看起来都差不多而故意弄的。不论如何解释，这些都与性暴力有关。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星期一的时候陈超约谈了律师丁家山，他曾是当年老田饭店食物中毒案中那些食客们的代理律师。按照丁家山的说法，那个案子有一些疑点，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而且食客们能从老田那里得到的全部赔偿也不够支付律师费的，可看起来他们却铁了心一定要打那场官司。似乎事先早有准备，食客们把饭店收据、医院病历什么的都拿出来了，给人一种铁证如山的感觉。于是，丁律师代表他们联系了工商局，狠狠罚了老田一笔，并强制关闭了他的饭店。食客们似乎对这初步胜利感到满意。但当几天之后丁律师试图联系他们以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拒绝接听电话。丁律师甚至怀疑这些家伙们留下的是不是真实姓名。

    这些进一步证明了，有人在老田背后算计他。但是这与红旗袍杀人案之间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与此同时，陈超阅读了于光明和晓红送来的文字材料。周末晓红并没打电话过来，估计正忙着卧底的事。

    对于本案中的那些矛盾，陈超也颇费了些心力。只可惜，隐藏在那些矛盾背后的却是更多的矛盾。

    时间到了星期二，陈超又一次发现，尽管他已经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查案，但还是与同事们一样，无法取得更大进展。

    正当他无可奈何地要再去煮一杯咖啡的时候，卞教授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论文进度。

    “我一直在写。”陈超撒了个小谎。

    “你觉得自己能跟别人一样按时交上论文吗？你之前可是保证过的。”卞教授似乎有些不放心。

    “没问题，我肯定能按时交上。”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感觉有些头大。一直以来，做什么事他都喜欢给自己定期限。因为他工作的时候需要压力，比如说翻译诗歌和侦探小说什么的。而这一次情况不同。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