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镇静自若地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巧妙地回答。他说完后，又等待着下一个提问。

    “既然从脊髓部位被切断的中枢神经在过去被认为是无法再生的，现在从理论上讲却已经可以承认其再生的可能性了，但是，在目前尚无法确切地证实这类患者手术后的机体恢复水平的情况下，这次的‘手术’是否有些为时过早了呢？”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确信中枢神经再生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实施这种‘手术’的。”

    “这次您所做的报告中谈到的第一治疗小组紧急做出决断施行‘手术’时，是否考虑过会与法律相抵触的问题？比如，当时选择的是本人已经丧失意识、身份不明的男青年来提供身体，也就是说你们自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喽？”

    “关于这一点，我看还是等待专家来进行裁决如何？不过，我们已在第二例‘手术’前考虑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身体提供者是位‘植物状态’的患者；在‘手术’前对他的脑电波已经有了48小时以上的检查，对于这类病状，他的情况是符合早在1970年脑电波与脑死亡委员会确定的脑死亡的判定基准的条款的。”关于“死亡的判定”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准确的标准，人的死究竟应如何判定呢？是脑死或心脏死，要么就是两者兼备的，这一点还没有法制化，全体国民也没有个固定的说词。

    “我认为应尽早将对死的判定法制化。”一位列席会议的著名医学评论家插话道。

    “大家都听过试管婴儿的事，这在研究初期也遭到人们纷纷议论，特别是从伦理方面的攻击令研究者感到难堪。但就是这样，当这项研究成果获得成功，人们见到健康的试管婴儿诞生后，指责变成了赞许，过去的偏见发生了180°的大转变，引起了社会的欢迎。过去关于其它内脏器官移植的争论不仅只限于医学界，支持者也是分为几派的，而这些现在也已得到了认可。这次头颅全置换的成功，教授您是否也曾想过同样地需要人们支持？”

    听到这话，吉开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又审慎地说：“我认为这也取决于这类患者日后的康复情况。”

    又有一位记者提问：“教授的课题组认为人的生命根源是大脑，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即是大脑的存在……？”

    “众所周知，脑移植的先驱者美国的波瓦依多曾经说过，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支配人生的并不是心脏，也不是除脑以外的其它器官。对于心脏等器官，完全可以考虑用人工器官来代替，在事实上，这也已成为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

    “不过，人的存在完全可以说是精神性的、哲学性的。即便说是宗教性的，我想这样简单的说法也并不算是过分。对于头颅全置换手术后活下来的那位幸运者，我们该着重说他的脑部还是身体部分呢？进而言之，他作为人的灵魂不将成为大问题吗？”

    “这个问题我是无法回答的。”

    “教授在讲演中曾说，抗体与中枢神经的再生的解决方法是指日可待，那么，如果头颅全置换手术获得成功的话，经过手术的人就可以多活上二三十年了，这也许就成了人生的新的起点。到那时会不会对社会构成诱发的危险呢？这自然地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比如说脑死者的身体会不会成为金钱的交易？”

    “伴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日益增多的‘植物状态’患者的脑死，他们会不会被他人考虑为移植头颅术的身体的主要提供来源呢？”

    “若有意外情况发生，把健康的人杀死，将其头下的身体进行移植犯罪，我想，这类的事也会随之而来的吧！”

    “确切地说，这种潜在的危险是不能否定的。在全社会还没有完全认清医学发展前景的今天，为了防止将头颅全置换手术说得一无是处，我们在手术时要脚踏实地地树立‘公正’的基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