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贝尔和我的婚礼如期于十二月六日举行（山姆·霍桑医生给他的客人重新斟满了酒，缓缓说道），教堂的婚礼结束后，我们移师马克思牛排馆，迎接悠长而欢乐的婚宴。很多人开玩笑说这场婚礼会被一个密室杀人案给搅黄，就像蓝思警长和薇拉当年结婚时那样，好在悲剧没有重演。警长这天是我的伴郎，而伴娘则由安娜贝尔的好友伯尔尼斯·罗森担任。

    当晚，我们在家里过夜，准备搭乘星期日下午的火车前往华盛顿度蜜月。那天早上，有关战事的报道大多来自苏联前线，苏军已经准备好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反击。我们一边打包，我一边留心收音机里的播报，差不多过了下午一点，一个改变许多美国人一生的新闻出现了，日本人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就此加入战局。

    接下来的半小时，安娜贝尔和我坐在收音机旁，关注事态的进展，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蓝思警长打过来的。

    “听新闻了吧，医生？”

    “珍珠港的？没错，我们正在听收音机呢。”

    “真是扫兴，你们都马上要出发去度蜜月了。华盛顿估计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们还是要去吗？”

    “不知道呀，”我这么告诉他，忽然我意识到安娜贝尔和我自从听到新闻开始，就放下了打包的工作，于是连忙说，“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我们又花了半小时商量，同时听着广播里那些越来越糟糕的消息。日本人在马来亚完成了登陆行动。这显然不是某个狂热海军上将的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攻击。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可这是我们的蜜月埃”

    “山姆，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时间。所谓蜜月，只是两个人甜甜蜜蜜在一起，至于在哪里并不重要。”

    她说得当然没错，于是我打电话到华盛顿的旅馆，取消了先前的预订，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蓝思警长和我的护士爱玻。“这个星期您还是休假吧，”她恳求道，“就算你们哪儿都不去。”“再说吧，我过几天也许就回诊所了。只是想打电话告诉你，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还是可以找到我。”

    接着，安娜贝尔也打电话给她的伴娘朋友伯尔尼斯·罗森。

    她们聊起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挂上电话后，安娜贝尔告诉我：“伯尔尼斯对我们搁浅的蜜月计划也是深感遗憾，她建议我们星期二一起到外面吃饭，然后去骑马。”

    伯尔尼斯和她哥哥经营着一家生意红火的马场，就在刚过斯普林·格伦墓地不远处，作为本镇唯一的兽医，安娜贝尔此前已多次造访过那儿。她和伯尔尼斯由此成为亲密的朋友，并且和她一起骑过几次马。我也一直被邀请去玩，不过总是借故推托了。因为我一直不擅长骑马，在我年轻的时候，和我同龄的小伙子们无不做着牛仔梦，可我偏偏对黄色皮尔斯·阿洛小轿车情有独钟，这是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父母送给我的礼物。

    但是我又怎么能够拒绝一份用来弥补蜜月推迟的遗憾而发出的邀请呢？“没问题，”我和妻子说，“我们一起去。”

    伯尔尼斯·罗森的马场覆盖了从科波山到墓地的两百英亩土地，过去几年，我一直是斯普林·格伦墓地的受托管理委员会成员，据我所知，伯尔尼斯和她的客人们有时候会骑马翻山，直到墓地的边缘。对此我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次在同样的地方野餐。星期二如期而至，我们与伯尔尼斯以及她哥哥杰克共进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后，她建议我们就沿着这条路线骑行。“你是墓地受托管理人之一，山姆，你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这个区域。”

    “我在平地上骑马都够戗……”

    “得了，山姆，”我妻子急道，“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